张旭生于唐代,出身名门,官宦不显。其母为虞世南外孙女,他自幼跟随老舅陆彦远学习书法,精通楷法,尤擅草书。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并称 “三绝”,被后世尊为 “草圣”。
张旭的书法成就斐然。他的楷书端正谨严,规矩至极,黄山谷誉为 “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而其草书更是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风格。他以继承 “二王” 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同时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将传统与创新完美结合。
张旭一生仕途并不顺畅,但他淡泊名利,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书法艺术当中。他通过应举或荐举、征辟而入仕,先后担任常熟县尉、左率府长史、金吾长史等职务。在担任常熟县尉期间,他还曾因一位老翁多次求判决书而悟得运笔妙旨,成为冠绝当时的一代书法大家。
唐代是书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书法家辈出。初唐 “四大书家” 多学习摹仿王羲之,而张旭、怀素则将书法完全摆脱汉字的实用功能,变成纯艺术的创作。
唐代书法在书法发展史上是继晋代以后的又一高峰。这一时期的国力强盛,政治环境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氛围壮丽辉煌,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朝廷注重公文书写的美观和书法人才的培养,把书学作为国子监 “六学” 之一,在科举考试中树立 “书法取士” 的导向。社会物质生活的优裕也推动了精神活动的丰富,越来越多人把舞文弄墨作为闲暇时的兴趣爱好。
在这样的环境下,唐代书法的参与基础广泛,开放包容,需要树立大一统的规范,在各个流派之间建起沟通的桥梁。书法家们从风流自赏、契合知音、感应外物相对单纯的需求,转向以满足差异化的偏好,博得广大受众认可为主要目的。越是博大精深的法度,越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越能适应时代审美的需要。而这反过来又促成了书法的推广,使书法不再被少数书法世家所垄断,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一门普通的艺术。
《新唐书・艺文传》记载张旭大醉后以头濡墨而书,世呼 “张颠”。这一记载生动地展现了张旭在醉酒状态下的癫狂创作状态,他以头发蘸墨,将书法创作推向了一种极致的境界。
同时代诗人李颀、杜甫的诗作虽提及张旭嗜酒、癫狂的状态,但未明确提到 “以发蘸墨”。李颀在《赠张旭》中描述张旭 “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蟹鳌,右手执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 诗圣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两位诗人的诗作从侧面反映了张旭在当时的豪放不羁和对书法的热爱,但对于 “以发蘸墨” 这一独特的创作方式并未提及。
冯梦龙对张旭 “以发蘸墨” 的故事未作点评,引发读者对其可信度的思考。冯梦龙在《古今笑史》中讲述了张旭大醉后以头濡墨而书的故事,但却未对此进行点评,这使得读者不禁对这一记载的可信度产生了疑问。
后人质疑该记载的真实性,认为有辱 “草圣” 斯文,且从实际操作角度看难以实现。一些后人认为,张旭作为 “草圣”,用头发蘸墨汁往墙壁、纸张或绢素上狂草,有辱其斯文。而且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一个大醉之人难以完成这样的高难动作,即使不喝酒之人也难以实现。此外,《新唐书》的编著者系宋代的宋祁、欧阳修、范镇和吕夏卿等,时过境迁,给出此等离奇的传说,自然难避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之嫌。同时代的诗人李颀和杜甫也未提及张旭有 “以头濡墨而书” 之怪癖,倘若真有此事,诗人应是不会吝啬笔墨的。然而,也有观点认为,张旭的狂草或许是要摆脱一般书法窠臼,从更现代前卫的即兴表演艺术来做联想。
如果张旭书写时果真 “以头濡墨”,他在酒醉后使众人震撼的行动,并不只是 “书写”,而是解放了一切拘束、彻底酣畅淋漓的即兴。“以头濡墨”,是以身体的律动带起墨的流动、泼洒、停顿、宣泄,如雷霆爆炸之重,如江海清光之静。张旭的 “狂草” 才可能不以 “书法” 为师,而是以公孙大娘的舞剑为师,把书法美学带向肢体的律动飞扬。
张旭的草书以豪放不羁著称,这种风格特点在其 “以发蘸墨” 的创作方式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下笔有力,如万马奔腾、大河奔流,势如疾风。张旭在创作时,下笔果断有力,每一笔都仿佛蕴含着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感犹如万马奔腾般壮阔,又似大河奔流般雄浑,其势如同疾风一般迅猛。他的笔画充满了张力,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人感受到他内心的豪情壮志。
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放纵夸张,飞腾奔宕。张旭的草书笔势连绵不断,回绕往复,犹如一条灵动的巨龙在纸面上飞舞。字形变化极为丰富,时而夸张变形,时而放纵不羁,充满了创造性和想象力。他的草书不拘泥于传统的字形结构,而是根据自己的情感和创作灵感进行大胆的变形和创新,展现出一种飞腾奔宕的气势。
开创狂草艺术新高峰,成为唐代书法的独特代表。张旭 “以发蘸墨” 的独特创作方式,为唐代书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狂草风格豪放不羁,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开创了狂草艺术的新高峰。在唐代书法繁荣的大背景下,张旭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脱颖而出,成为唐代书法的独特代表。他的作品不仅展现了高超的书法技艺,更体现了唐代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和豪迈奔放的时代精神。
推动唐代书法走向新高,其狂草被后世接纳和吸收。张旭的狂草对唐代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充满了创造力和想象力,打破了传统书法的束缚,为唐代书法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后世书法家们纷纷学习和借鉴张旭的狂草风格,将其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张旭的狂草被后世接纳和吸收,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作品不仅在唐代备受推崇,而且在后世的书法发展中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张旭的书法对后世书法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颜真卿等书法家受其影响,学习他的笔法和书法思想。颜真卿的书法端庄雄伟,气势磅礴,与张旭的狂草风格有所不同,但他在笔法和书法思想上受到了张旭的启发。颜真卿从张旭那里学到了笔法的变化和情感的表达,将其融入到自己的书法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张旭的传世作品有《古诗四帖》《肚痛贴》《郎官石柱记》等。《古诗四帖》是张旭的草书代表作品之一,内容为四首诗赋,书写在五色笺上,字体为草书。全帖 40 行,180 字,笔法灵动多变、奔放连绵,字法结字高古、因势成形,章法自然疏密,无刻意雕琢。如 “年”“别” 等字的线条中使转与速度变化丰富,中侧锋并用,笔锋常落在线条端部一侧又立即转为中锋,同时流畅中又生出圭角,有不可端倪之感。其整体气势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急风骤雨,是草书发展史上的新突破。
《肚痛帖》是张旭的代表作,全帖共 6 行,30 字,似是张旭肚痛时自诊的一纸医案。此帖于公元 1058 年摹刻上石,碑刻现陈列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三展室。《肚痛帖》艺术形态别具一格,用笔、结字、章法布局独具匠心。开篇 “忽肚痛” 三字独立分开,写得较为规整,字与字之间并非连接,之后数字笔画开始互相勾连,绵延相接。其字几乎都有方圆兼备的特点,结字干净整洁、独具匠心,章法布局起承转合,线条处理干净,呈现出一幅和谐生动、浑然天成的艺术杰作。
《郎官石柱记》是张旭存世的唯一楷书作品,由陈九言撰文,张旭书丹而成,立于唐开元二十九年。此作字体取欧阳询、虞世南笔法,端庄严谨,不失规矩,展现出楷书的精妙。笔画提按分明、中正有度,于细润中富有筋力;结字稍显宽博,规矩方正,转折处似方实圆,笔法精到严谨。寓动于静中,初观有静穆端庄之感,又能从笔断意连、点画间呼应揖让中看到动势和峭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