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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目帖》是王羲之写给益州刺史周抚的一封信，信中表达了他对蜀地山水风光的向往。王羲之在信中写道：“省足下别疏，具彼土山川诸奇。扬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周抚曾写信向王羲之描述蜀地的山川奇景，王羲之读后深感扬雄的《蜀都赋》和左思的《三都赋》未能详尽描绘蜀地的美景，因而心生游历之念。王羲之在信中进一步写道：“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岭、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
他希望能与周抚一同登上汶岭和峨眉山，领略蜀地的壮丽风光。这种对自然的热爱和对友情的珍视，使得《游目帖》不仅是一幅书法作品，更是一封充满情感的信札。
唐代是中国书法的黄金时代，而唐太宗李世民和武则天都是王羲之的“铁粉”。李世民曾下令广泛搜集王羲之的真迹，甚至不惜以重金收购。据传，李世民为了得到王羲之的《兰亭序》，曾派人从辩才和尚手中骗取，最终将其陪葬于昭陵。
《游目帖》作为王羲之草书的代表作之一，自然也被收入唐代内府。唐代书法家褚遂良曾对《游目帖》进行鉴定和临摹，使其成为宫廷珍藏的瑰宝。武则天时期，王羲之的书法更是被奉为“国宝”，《游目帖》也因此得以完好保存。
北宋时期，宋太宗赵光义对王羲之书法极为重视，命人编纂《淳化阁帖》，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刻书法丛帖。《游目帖》被收录其中，成为后世学习晋人书法的重要范本。
《淳化阁帖》的编纂不仅使《游目帖》得以广泛流传，还奠定了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的至高地位。宋代文人纷纷临摹《游目帖》，并将其视为书法艺术的巅峰之作。
明代学者方孝孺曾为《游目帖》作跋，称其“寓森严于纵逸，蓄圆劲于蹈厉，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运，变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惊叹自失”。
这一评价不仅彰显了《游目帖》的艺术价值，也使其在明代文人中备受推崇。方孝孺的跋文成为后世研究《游目帖》的重要文献，也为这幅作品增添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乾隆皇帝是清代最著名的艺术收藏家之一，他对王羲之书法极为珍视。乾隆曾多次为《游目帖》题跋，并在卷首题写“得之神功”四字，表达对王羲之书法的敬仰。
乾隆还将《游目帖》与《快雪时晴帖》并称为“难为伯仲”，并将其刻入《三希堂法帖》。这一举动不仅提升了《游目帖》的地位，也使其成为清代宫廷收藏的象征。
清末，恭王府的藏品逐渐流散，《游目帖》也被日本商人安达万藏购得。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导致《游目帖》原迹被毁，仅存珂罗版复制品。这一事件成为书法史上的巨大遗憾，但也让《游目帖》的传奇更加深入人心。
2006年，中国文物出版社与日本二玄社合作，利用高科技手段对《游目帖》进行复原。复原后的作品几乎与原作无异，使这一书法瑰宝得以“起死回生”。
《游目帖》其用笔俊朗，字字转折提按有度，被誉为“中华草书之王”。明代学者称其“妍美而不柔媚，矫捷而不轻佻”，是学习晋人书法的必临范本。
《游目帖》不仅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巅峰之作，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传奇。从唐代皇室的珍藏到近代的流落与复原，它的故事跨越千年，见证了中华文化的辉煌与沧桑。今天，我们通过复原版《游目帖》，依然能感受到王羲之笔下的“天造神运”与“中和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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